上班的新理由

最近我终于开始找工作了，在不上班两年之后。

其实我去年 6 月就确诊了 ADHD 并且吃上了药。从看到药效起，到如今已经过去半年了。这半年，其实我完全可以用来上班。但是 ADHD 药物只能缓解执行功能的问题，解决不了我内心的冲突。

正如我在《与抑郁症缠斗的这些年》一文中所写的：“抑郁完全康复之后，我也停了 ADHD 药。我当然还是有 ADHD, 但是吃 ADHD 药总是会让我面临一个选择：今天要异化自己吗？继续吃 ADHD 药的唯一理由，是今后我如果要上班的话，需要它来帮我适应社会工作节奏。如果不上班，自然就不需要吃药了。可是，为什么是我去适应工作，而不是让工作来适应我呢？”

当我对上班的意义充满怀疑和批判的时候，即使当时我去找班上、并且找到了、并且开始上班，也不过是陷入又一个循环。在我对上班依然内心十分抵触的情形下，我也无心认真找班上。

去年年底，情况开始改变。因为种种机缘巧合，我从一个在非营利机构工作的朋友那里得知，她们一年的所有预算加起来，包括所有工作人员的工资在内，只有三十万美元。三十万美元，不过是西雅图大厂码农一年的工资而已；三十万，就可以支持这样一个组织，去做那些我认为的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这让我想到，与其一边参与非营利机构的活动一边应对自己的身心健康状况（比如政治抑郁），不如把我的时间精力全部放在找个工资高的工作上。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，我可能必须要承认：捐出我的时间，可能不如捐出我的钱。

我并不是说必须要找个年薪三十万美元的工作。Giving What We Can 这个组织的网站页面上就提到，“You have more power than you think.” 根据他们的估算，如果你每年税后赚 6.5 万美元，你的收入就已经是全球的前 1% 了；如果你每年税后赚 4.7 万美元，你的收入就已经是全球的前 2% 了；如果你每年税后赚 2.2 万美元，你的收入就已经是全球的前 10% 了。所以，在发达国家赚的钱，本身就更值钱。这个网站还说，如果你能够找到合适的慈善机构，你的捐款能够产生的效果，远远超过你的捐款数额。再者，捐款不是说要捐出所有的收入，只捐出 10%，就已经是非常好的比例，能够产生巨大的效果了¹。我由此想到，虔诚的基督徒，也不过是捐出十分之一（“十一税”），但是基督教已经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宗教组织、深刻影响了整个人类文明。

更何况，我不是只有一个人。如果我有十个朋友，每人愿意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，那么每年就已经可以支持一个中小型机构的运作，足够做非常多的事情。

我和 partner 说，你可以接受今后我的工资有十分之一捐出去吗？她答，90% 的工资也比没有工资好吧。——那确实。

当有了这份意义感之后，我不再抵触上班了。如果今后上班遇到困境，就多想想，虽然我上的班本身毫无意义，但是它换来的钱会投入到有巨大意义的事情上，而这就是我上班的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