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抑郁症缠斗的这些年

我从 2019 年下半年开始患上抑郁症，一直试图自己调节，却不见好。不想吃药，是因为一些存在主义的原因：觉得吃了药的自己可能不是自己，也许不是我抑郁了，而是抑郁本身就是我的性格的一部分呢；觉得抑郁也许不是病症，治疗它只是因为我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，为了提高生产力，需要异化自己。就这样坚持着不吃药，靠着心理方面的书籍，靠着音乐的慰藉和身边朋友们的支持，拖到了 2023 年。

2023 年，也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。可能就是所有小事的累积，这一年，我的抑郁情况更加严重。终于去见 PCP 聊了我的情况，开始吃抗抑郁药。从吃上药、药效稳定后，我就过上了平静肤浅的生活。

这时候回顾患抑郁症的过程，只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开始吃药，没有早点开始治疗，甚至觉得之前因为对吃药有顾虑而自己苦苦挣扎有点可笑。

2019 年下半年开始抑郁的原因是因为毕业之后开始了新的工作。这一部分，我在 2020 年写的《如果你的工作也使你抑郁了》文中也有提及。虽然 2019 年不过是 6 年前，但那时候抑郁症的科普远不及今天，要说出“我得了抑郁症”，其实并不容易。从学生身份到工作身份的变化，让我措手不及。新的工作并没有进行得很顺利，我总以为自己是 imposter, 觉得是工作单位招错了人，觉得自己不够“好”。我把那些情绪都藏在了冒名顶替综合征 (imposter syndrome) 这顶帽子下面，不肯给它们“抑郁症”的称谓。直到后来抑郁到无法继续工作，我才正视了它：我抑郁了。而且很有可能，在还在上学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抑郁了，但那时候我一心想着毕业，用了很多不太健康的应对方式，硬撑了下来。

虽然与工作单位里年长的前辈聊过，他们告诉我，几十年来“招错人”的情况只有一次；虽然与老板谈了，老板给予我高度评价，还特别允许我远程工作；虽然我艰难地开口，和几个朋友聊了我抑郁了，她们给了我很多的安慰和支持；虽然我在聊完之后，觉得心里轻松了很多，以为抑郁就快要好了。但是紧接着，Covid 来了。

Covid 对我的打击是全方位的。身在美国，亲友在中国，注定了我们要经受双重磨难。从最开始的为国内的亲友担忧焦虑、为国内捐款捐物，到美国因疫情激发 Asian hate 而害怕出门，再到后来看到国内的严格管制和一刀切政策而患上政治抑郁，看到美国激增的患者数字而谴责美国政府的不作为、为自己与朋友被传染的可能性而忧虑。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封锁而患上抑郁症，可能抑郁症的科普，是 Covid 带来的仅有的贡献。

于是，“政治抑郁” (Political Depression) 这个词，进入了我的字典。很多人不明白，抑郁怎么会跟政治扯上关系？其实，“个人的就是政治的。” 每个人的生活都逃不开政治。Covid 影响下的我们的个人生活，深受各种制度和政策的影响。我本以为政治抑郁会随着疫情受控而好转，然而事与愿违。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长大，见证过经济高速发展；在胡温时期读书，体会过言论自由；习近平上台时还觉得习反腐、亲民，中国有光明的未来，直到习近平修宪连任，才彻底失望——而疫情，则将中国政体的丑恶完全暴露出来。美国的情况让政治抑郁进一步加重：Ruth Bader Ginsburg 大法官逝世，最高法院被保守派把持；Roe v. Wade overturned, 堕胎在近一半的州不合法……

面对政治抑郁，我只有深深的无力感。两国的情况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多年以后，在我试图向我的父母解释为什么我会“政治抑郁”，他们的回应是惊讶与嘲笑：“原来你这么忧国忧民啊。” 我只觉得无话可说。2022 年 5 月 2 日，美国最高法院文件泄露，披露可能推翻 Roe v. Wade. 我和朋友们做了海报横幅，开车前往 DC 参加 5 月 14 日的抗议游行。在游行的时候，我突然感受到，我的政治抑郁得到了缓解：你不是一个人在反抗，有很多跟你有同样想法的人，她们还在抗争。原来，只要做事情，就可以减轻政治抑郁。这个发现，促使我参加了更多的活动。而后，同年 10 月北京四通桥的横幅、11 月的白纸运动，都让我重拾对未来的信心。虽然不久之后，特朗普当选、美国移民政策趋向保守、全球右倾，但是，我找到了可以一起做事的社群。

找到社群 (community) 是我这几年遇到的最幸运的事。在一次社群活动上，我说，国内的事情让人难受，美国的事情也让人难受，可是自己的精力和能做的事情很有限，怎么来做平衡呢。一友说她用了很久才摆脱了离开中国的愧疚感，接受了就是没有办法把两边都照顾到的事实，也认可了自己当下在做的事情的意义。一友说她的伴侣会帮她做好日常事务的安排，确保她在想上街的时候可以上街——所以只要是帮助那些正在抗争的人们抗争，哪怕是帮她做顿饭，就很有意义。一友说照顾好自己的健康，也是抗争。一友分享了低精力人能做的事情的小贴士。

不仅是中文社群带给我很多力量，我加入的另一个管弦乐团也是如此。就像我在《学了一个乐器，然后呢？》一文中写的，管弦乐团让我看到构建社群的意义和行动的力量：

社群。有一回我们演出的曲目之一是我们乐团的指挥写的。自己拉自己的部分会觉得很难听很奇怪，但是在乐团里第一次合奏，听到了非常多的好听和弦。指挥说他写这首曲子的时候是有意为之，这首曲子代表了他的自我发现之旅：他曾一直觉得自己像是那个错误的音符，在人群中要伪装自己，后来他意识到，没有所谓的“错误音符”，如果不合群，那意味着周围人没有提供应有的支持。他说希望我们在演奏的时候会互相倾听其他声部，彼此支持。一个人做真实的自己需要很多勇气，在社群的安全空间里我们能更好地做自己，这也是构建社群的意义。

行动的意义。过去我对“音乐的力量”的理解只停留在表面，而今，我真实体会到了音乐的力量。有一次演出是在三月，三月是女性历史月，但是这个月全美所有演出的演出曲目中，作曲家为女性的比例不足10%. 我们乐团的指挥在演出时，除了呼吁所有的乐团多演出女性作曲的曲目，还呼吁女性多写歌。前不久的一次演出，主题是“行动”，有非常多的抗议游行相关曲目，比如西贝柳斯的《芬兰颂》，妇女投票权运动的《妇女进行曲》The March of the Women，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的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? 演出到最后一首曲子 We March (Stronger Together) 的时候台上台下一千多人都陆陆续续站了起来，那一刻我们都在为平等、公正而发声。

我坚信加入和构建社群是我们能做的最有效的抵抗。在今后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，单个人的力量有限，但是社群可以做更多的事情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社群总是被独裁政府系统性地打压。我明白，可能我一生都无法逃离政治抑郁，但是我知道我总是可以做些什么，我并不孤独。

再回到工作抑郁。2019 年年底，我的老板允许我可以远程工作之后，我开始在家上班。再后来，因为疫情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远程工作，远程工作成为了常态。为了节省房租，我搬去了当时伴侣所在的物价更便宜的州。没有了办公室的环境，没有了日常能碰面聊天的同事，再加上网络和时区的隔阂，工作项目因为合作者造成的推进困难，我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越来越厌倦，时常陷入无意义感之中。再加上政治抑郁和身边没有朋友，我的抑郁症状又严重了，不只是持续感到绝望，没有兴趣做任何事，而且每天都没有办法起床，注意力也无法集中，而这进一步影响了我的工作，恶性循环。终于，在重度抑郁严重到一直想死，而我的论文也终于发表之后，我辞掉了工作，彻底离开学术界。

我的个人生活也在这时候出现状况。我开始意识到，我当时的伴侣不仅没有帮助我改善我的精神状态，反而使我的状态雪上加霜。和他一起生活，我负担了额外的家务劳动，而他并不会完成我们约定好的他要做的家务；除了上班时间，他晚上和周末都要和朋友们一起打游戏，虽然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但是我们两个人的高质量相处时间非常少，原本约定的每周末一起外出，也没有做到；在我难得外出见朋友时，他会催促我早回家。他因为疫情，也出现了抑郁的症状。可是我们都自顾不暇。而让我最终心死的事情是，在我跟他说我抑郁太严重了我需要辞职的时候，他说，你不能辞职，我们家里需要你保留这份工作。

顶着伴侣的反对，我辞职了。辞职后一个月，我迅速入职新工作。如果不是因为伴侣，我不会立刻接下第一份工作 offer，也不会立刻入职——我会慢慢挑选合适自己的工作，会休整身心之后再投入工作。而当时所做的这个决定，不只是证明了抑郁会降低人的判断力，还让我迅速 burn out, 直接影响了之后的若干年。

在新工作上，我遇到了很多糟糕的人。虽然之前在学术界也见过，但没想到工业界的糟糕程度还能更严重。有抢功劳的人，有压榨员工的人，有 micro-manage 的人，有推卸责任的人，有两面三刀的人，有种族歧视的人，有性别歧视的人……如果我不是抑郁症患者，我也许还有力气与他们斗一斗。但是我已经抑郁了，每一件事情压在我身上，我都只觉得更加疲惫。

我也最终决定离开当时伴侣所在的州，搬家到朋友们所在的州。2022 年，完成跨州搬家之后，我把工作换到了新城市，在新的州安顿下来，与当时的伴侣分居，结束了这段关系。

本以为在新的城市，一切都是新的，朋友们也在身边，抑郁症一定会好转。我显然低估了生活会带来的挑战。朋友们各自有各自的朋友圈子，我搬来之后，立刻陷入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。从前读书时在小地方，生活圈十分简单，社交关系网中只有父母、老师和同学，平时和好友吃几顿饭、隔几个周末见一些朋友，就是社交活动的全部。因为人少，也没有什么八卦。而新城市让我迅速认识了很多人，每个人都和其他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此前我从未有过处理如此复杂的人际关系的经验，我感受到了非常强烈的冲击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卷入这漩涡之中。我总是想要帮助别人，还想帮忙调和人和人之间的矛盾，后来才意识到原来我是在给人当“妈”，总把别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，而这其实是一种界限崩塌 (boundary collapse) 的表现。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反复被 triggered, 不断想起童年经历的事情，想起成长过程中未解决的事情。回顾自己的一生，只觉得全都是痛苦，活着本身就是一个牢笼。在经历了几次人和人之间的分崩离析之后，我身心俱疲，决定先照顾好自己。这时候，已经是 2023 年了。

2023 年，在几次自杀未遂之后，我见了 PCP, 诊断出了重度抑郁，拿到了抗抑郁药。那时候我还在上班，觉得可以再撑一撑，等到下次撑不住了，就休息。这时朋友跟我说：“不需要等到那时候再休息，想休息了，就可以休息。” 听到这句话，我仿佛拿到了恩赦。我申请了停薪留职，开始吃药，开始休息。

从 2020 年到 2023 年，我知道了自己重度抑郁，知道了自己有自闭症谱系障碍，知道了自己有 ADHD, 也知道了自己有 CPTSD（复合性创伤后应激障碍），但我始终没有能量去面对和处理它们。吃抗抑郁药之前，我看了很多书，学了很多应对方法，也见了心理咨询师，都效果有限；吃药之后，情况好转很多，我明显有了能量，能够去面对过往创伤。有几件具体的事情一直压在我心里，我不想再压下去了。我回去面对了那几个具体的人。虽然谈话的结果不如预期，事情也说不上是“解决”，但是我对过往的事情增加了新的认识，而单单是这样，就已经足以让我放下了。“心病终须心药治，解铃还须系铃人”是真的。吃上抗抑郁药之后，我才觉得之前看的那些 CBT （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认知行为疗法）方法能够发挥效果，或者说，这时候我已经不需要那些方法了。我比过去更懂得设立边界，也更了解应该如何保护自己了。

人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因为抗抑郁药效果不错，再加上我需要工资，所以我结束了停薪留职，回去上班了。结果，我开始出现睡眠紊乱问题，表现是每天晚上都会醒来四五次，醒来后难以入睡，白天非常疲惫只想睡觉。过去我也会失眠，但这一回的睡眠问题比以往都严重，我以为是年纪大了，今后再也睡不了整觉。睡眠问题持续了几个月，我终于深刻意识到睡眠的重要性，开始约睡眠医生，并且反应过来：我的睡眠问题可能是因为上班，但更有可能是抗抑郁药的副作用——我需要停止上班，或者停药。此时，我的工作表现已深受睡眠问题的影响，在老板暗示我他将把我放入 PIP (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) 之后，我辞职了。

2024 年到 2025 年，是我不上班的一年。我觉得我终于可以停下来休息了。上一次的停薪留职，只是让我体会了不上班的心情，让我喘了口气。这一次的不上班，我终于可以慢慢呼吸了。

不上班的这段时间，我唯一需要做的事情，就是照顾好自己。这一年，我只希望自己可以抑郁康复。

不上班之后，我简化了我的生活。我搬到了远离市中心的地方，离公共交通还有一段距离，每次出门前都得衡量一番是否值得出门。我减少了大部分的娱乐社交，也不再给自己安排新活动。我不再主动关注新闻，也减少了看长毛象的时间。我每天醒来，只做自己当天想做的事情，无论是看书、看电影、看剧、玩游戏、练琴、做家务还是其它。我开始认真地给自己做饭，不再只做“生命体征维持餐”，偶尔在家里招待朋友，甚至会得到“大厨”称号的夸奖。我的心境越来越平和，想事情也逐渐想得开，就像是头脑的带宽随着时间带宽的释放，一起被释放了出来。

如果说人们抑郁的主要原因是 work, relationship 和 trauma, 那此时来看，我的抑郁应该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停药是没问题的：不上班啥事没有，不见人啥事没有，不那么在意了且不被刺激到就啥事没有。我开始逐步停药。抗抑郁药很有用，药是拐杖。我还是想扔掉拐杖走，哪怕走得疼。我原本在吃 Lexapro 最大剂量 20mg, 因为副作用，每天都觉得疲惫，后来为了抵消疲劳，增加了 Wellbutrin 150mg. 我遵照 tapering off psychiatric medications 的指导，先逐步停了后来加的 Wellbutrin 150mg, 再慢慢把 Lexapro 从 20mg 降低到 10mg, 再到 5mg. 我的睡眠问题也消失了。当我慢慢减低到 2.5mg 直到完全停药，我发现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想死了。

但这不意味着我不再抑郁了。我想我可能要跟抑郁共存。我想，如果想要过得深刻，是不是必须要承受痛苦？抑郁可能永远无法治愈，它是活着的伴生品。吃抗抑郁药的两年，我的抑郁程度减轻了，有了一些力气去面对问题，但是它并没有治愈我，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。即使如此，我也觉得它很有必要存在，因为它让我活着。

停了抗抑郁药之后，我还是担心上班会使抑郁复发。这些年我对现代定义的工作有了更多的质疑，不再觉得上班有意义。辞职之前我计算过，如果不上班，我的存款足够我生活三年，至于三年之后怎么办，就交给三年之后的我去想，首先我得让现在的我活下来。不上班之后，我逐渐有了一些能量来重新考虑上班这件事，但是，不上班的时间越长，我越想永远不上班。我考虑了其它职业选择，比如心理咨询师、物理治疗师，但在深入了解之后觉得可以今后再考虑；我考虑了做自由职业，为此了解了开公司、报税等内容，还做好了网站，但到了找项目、拉客户环节，我发现不上班的难度，比找个班上还要高。似乎回去做我原本的工作，才是性价比之选。可是，人一定要上班吗？一定要追求性价比吗？这些问题，我现在依然没有答案。

我一直觉得自己有 ADHD. 在停抗抑郁药期间，我见了 psychiatrist 得到了确诊。开始吃 ADHD 药之后，我突然发现，抑郁竟然完全好了，我甚至已经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而抑郁了。我听说过脑中 chemical imbalance 导致抑郁的这个说法，但我总是更相信抑郁的诱因是工作、社会环境、人际关系、个体创伤等，因此从抑郁中康复也必然是个重塑自己的长期过程。可是 ADHD 药效的立竿见影摆在我面前——我可能是多巴胺、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分泌不足，所以抑郁总是不好？所以在吃药 reset 神经递质水平之后，我就好了？我不敢想象如果早在读书的时候我就确诊 ADHD 吃上药，我这几年的生活会有多么不同。

我在跟 ADHD 朋友聊天之后发现，原来有这种体验的，不止我一个人。据我们观察，很多人被诊断为焦虑症或抑郁症（医生针对焦虑症和抑郁症开的药是同一种），但他们吃抗焦虑/抗抑郁药之后情况并没有得到太多改善，是因为他们其实是 ADHD ——他们在服用 ADHD 药物之后情况有明显改善。我们因此暴言：很多人其实是 ADHD 但被误诊为焦虑或抑郁，毕竟二者之间存在非常大的症状重叠。

吃了 ADHD 药之后，我就是能够做事的普通人。过去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种种启动困难，如今简单了很多。ADHD 药还极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和食物的关系：以前每次我有情绪上的不适，就会用食物来解决这种不适，这几年吃了抗抑郁药之后，暴食的情况没有了，但是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；吃了 ADHD 药之后，我脑子里再也没有想起食物的时候，不觉得饿，也没有寻找食物的冲动，我更能够把食物当作食物本身了。现在我觉得不长胖对有些人来说太容易了。

抑郁完全康复之后，我也停了 ADHD 药。我当然还是有 ADHD, 但是吃 ADHD 药总是会让我面临一个选择：今天要异化自己吗？继续吃 ADHD 药的唯一理由，是今后我如果要上班的话，需要它来帮我适应社会工作节奏。如果不上班，自然就不需要吃药了。可是，为什么是我去适应工作，而不是让工作来适应我呢？

我不想把我从抑郁中康复这件事归功于药物。回顾与抑郁症缠斗的这些年，与其说我在与抑郁症缠斗，不如说我是在与我自己缠斗。我在跟自己的斗争上花费了太多力气。在黑暗中我无数次面对我自己，一次又一次将自己粉碎，再一点一点重组。我问过自己太多次，生命是什么，活着是什么，痛苦是什么，快乐是什么，我是什么。我问过自己太多次为什么，为什么要活着，为什么是这样，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要经历这些。吃抗抑郁药和 ADHD 药，让我看到了不跟自己较劲的世界可以有多美好，我开始问自己怎么样：你现在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？现状是这样的，你想对它怎么样？如果没有之前的步骤，我不会走到吃药这一步。就像踏入心理咨询室的那一刻意味着心理咨询已经完成了一大半，在药物介入之前，我的康复之路早已开始。

我无法断言今后不会再与抑郁相见。但我已经认识这位老朋友了。我也更认识我自己了。我知道，如果它再来，一定是在提醒我：多休息，照顾好自己。我也知道，上次跟它说了再见，这次我也同样可以。